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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导读】
本文基于查理·芒格早期职业生涯中最关键的一段时期——1962–1976年——对其合伙公司在强市场波动中的业绩表现进行分析。
重点关注三个方面:
1. 在大幅震荡的市场中,芒格如何获得超额收益;
2. 与大盘及同行机构的对比表现;
3. 他如何通过分配机制,在深度回撤期维护投资者信任。

数据主要来源于《查理·芒格传》《穷查理宝典》等已出版资料。

【数据建模:构建分析基本盘】

      为全面评估芒格合伙公司(1962–1975)的投资表现,本文从”收益水平、分配机制、投资风格与风险回撤”四个维度出发,构建了以下核心度量指标:
1. 核心分析对象
      合伙公司毛收益率:代表芒格底层资产配置的真实获利能力,是衡量其投资判断与资产选择能力的关键指标。
      有限合伙人净收益率:代表在扣除管理人分成和费用后,投资者最终获得的净回报。
       分析逻辑:通过比较“公司毛收益率”与“合伙人净收益率”的差异,可以观察芒格如何在不同市场周期中,主动调整自己的收益分配比例,以平衡管理人激励与投资人体验。

2. 参照基准(Benchmark)
      市场基准:道琼斯工业指数(DJIA),用于衡量芒格是否在长期内持续跑赢“市场平均水平”,即是否拥有稳定获取超额收益(Alpha)的能力。
       行业标杆:麻省投资者托拉斯(Massachusetts Investors Trust),当时全美最知名的公募基金之一,代表顶尖机构管理的平均业绩水平。
      行业平均:投资者股票基金(Investors Stock Fund 等),用于对比芒格的收益–风险表现是否显着优于华尔街主流机构。

     基于上述,作者通过Power bi构建了数据报表进行分析。附录2:数据报表。附录3:列出Power BI分析指标说明及度量值的技术实现清单,包括收益率计算口径、回撤算法、对比基准处理等。

【芒格策略分析】

一、宏观表现分析:6成年份跑赢大盘,超额收益与较大回撤并存

在图1中(蓝线为芒格合伙公司收益率,橙线为道指收益率),1962–1975年间:
      14年中有9年(约60%)跑赢大盘 。在上涨年份中,芒格合伙公司的“平均超额收益约为33%“”。有5年出现“顺大势但表现落后”甚至亏损。在大盘下跌年份,芒格的平均跌幅比大盘多约10%。
      从全周期看,尽管单一年份波动较大,但“14年累计收益率仍比大盘高出20%以上”,在“波动更剧烈”的前提下,取得了明显优于指数的长期结果。

结合图3(芒格合伙公司 vs 麻省投资者托拉斯 vs 行业平均基金)可以看到:
      牛市年份:芒格常常“涨得更高”(如1963年,芒格收益71%,麻省20%,高出51个百分点);熊市或深度调整年份:芒格的回撤往往也更深(如1974年亏损31%,行业平均约亏23.6%,多跌约7.4个百分点)。

小结:
     芒格的风格可以概括为——放大波动,换取长期更高收益。他并不试图控制波动到很低,而是接受更大的净值起伏,换取显著更好的长期结果。

【数据后的芒格说】
芒格对于“更大波动换取更高长期收益”的态度,在多次演讲中有清晰表达:
“我们乐于在短期内看上去很糟糕,只要这能帮助我们在长期取得更好的结果。” ——《穷查理宝典》,《投资管理中的基本智慧》
“我和巴菲特从不想在每一年都表现得比别人好。我们愿意在某些时候显得很愚蠢,只要总体上我们是明智的就行。” ——《穷查理宝典》,《实用智慧》

相对投资行业标杆麻省投资者、行业平均水平投资者收益率,芒格公司的投资表现,仍呈现涨时更涨、低位更低的收益率。其实正是芒格自觉接受的结果:
不追求“净值曲线好看”;
更在乎“长期复利”和“资本长期留在正确的资产里”

二、年度结构分析:逆市获取高收益,对冲深度回撤

从年度维度看,芒格合伙公司的收益结构呈现出几个重要特征:
1. 四次明显“逆势表现”
– 1962、1966、1969年:在大盘下跌或疲弱时,芒格取得了显着正收益
– 1970年:大盘微涨,但芒格收益接近0,表现与市场脱钩。这些年份的“逆市盈利”,在整体收益构成中占比不高,但对“抵消其他年份的回撤”非常关键。

2. 两次大幅回撤周期:1963–1965,1972–1974
尤其是1972–1974年,芒格的跌幅比道指低点还多约8%,且这一状态持续近三年。这说明他在估值收缩和系统性风险阶段,坚定长期价值判断,抵御净值回撤幅度较大压力。

从收益拆解来看:
1.顺市放大利润(约占60%年份)
上涨年份平均比大盘高33%,为整个周期贡献了接近+20个百分点的超额收益。
2.顺市时的回撤放大(约20%年份)
在部分下跌年份,跌幅比大盘更大,合计拉低超额收益约16个百分点。
3.逆市获利(约20%年份)
在个别市场不佳的年份,芒格取得远高于大盘的正收益,贡献了极高的累积超额回报,合计约相当于4倍大盘。

小结:
芒格的长期超额收益,主要来自少数几次“逆市或边缘年份的高质量收益”,这与他后来的“少数几次重锤出手就够”理念高度一致。

【数据后的芒格说】
芒格反复强调,投资成败往往取决于少数关键决策,而不是每年的小胜小负:
“你的一生中真正需要做对的事情并不太多,只要你不犯太多致命错误。” ——《穷查理宝典》,《人生的智慧》
“抓住少数几个大机会,其他时候耐心等待,别做蠢事。” ——《穷查理宝典》,多次演讲的核心主题。

与本文所述:多数年份,他的业绩只是“略好或略差”; 真正拉开与大盘巨大差距的,是少数几次逆势高收益与顺市中的“极端超额表现”。

三、内部策略分析:在低谷期调整分配,锁住信任与“基本盘”

从“合伙公司毛收益率 vs 有限合伙人净收益率”的差值变化,可以看到芒格在不同市场阶段对利益分配的主动调整
1. 1965–1966年:第一次明显回撤,缩小管理人分成差距
– 大盘下行,合伙公司出现首次较明显回撤;
– 芒格主动压缩“公司收益率与投资者收益率的差值”,图2中显示该差距收窄至约2–4%,明显低于此前年份;
– 实质上,是通过减少自己的激励收入,来稳定合伙人的账户体验与信任。
2. 1970年:大盘小涨,芒格几乎“不收分成”
– 当年合伙公司业绩没有延续“牛市更猛涨”的优势;
– 芒格首次将“毛收益率–净收益率”的差值压至约0,即基本不向合伙人多收收益分成。
3. 1973–1975年:第二次深度回撤,长期维持“0差额”
– 这次下跌幅度远超1965–1966年,市场整体估值大幅压缩;
– 芒格在近一个规划期内,几乎不从合伙人处提取超额收益分成,使管理人和投资者实际站在同一收益曲线之上。
– 即使1975、1976年市场出现回暖,他也没有急于“补回自己的收益”。

小结:
芒格通过“动态调整管理人收益份额”,在关键的低谷期做到:
– 优先“保住投资者体验”;
– 用自己的收入波动,承担部分市场的系统性压力;
– 从而换取合伙人对策略和团队的长期信任。

【数据后的芒格说】
芒格对“与投资人站在一起”非常看重,与巴菲特的合伙人机制相通:
巴菲特在合伙人信中写过:“我个人的净资产大部分和你们一起捆在合伙企业里。”芒格亦采取了类似做法——自己的财富和投资者的钱放在一起。 ——参考《查理·芒格传》第5章相关内容
芒格本人的理念可概括为:
“我们希望自己的钱和合伙人的钱放在一起,这样如果出问题,大家一起受苦。” ——此类表述可见于《穷查理宝典》中芒格谈合伙模式及与巴菲特的合作章节。

芒格的分配机制不是死板的,而是“顺周期让利、逆周期共担”,由此塑造了可贯穿多年极端波动的“信任基本盘”。

【四点投资启示:短期决定长期,信任带来复利】

综合1962–1976年的数据与芒格本人公开言论,可以提炼出以下几点启示:

1. 少数关键年份决定长期成败
芒格的超额收益,主要来自少数几次在牛市或逆市中的“极端盈利年”。 对普通投资者来说,真正重要的不是每年都赢,而是:
避免在关键时刻犯致命错误;
在少数几次确定性较高的机会中加大权重。

2. 接受短期“难看”,换取长期“很好看”
高波动并不等于失败,前提是:这份波动被用来换取更高的长期回报率。芒格接受自己在某些年份“看上去很愚蠢”,换取整体上的明智。

3. 在寒冬中与投资者共担,而不是撤走自己那一份。
芒格通过压缩自己的收益分成,在多个回撤周期中维持合伙人信心,这是一种真正的长期主义:
信任是复利的前提;
没有长期资金的稳定托底,就没有长期策略的兑现空间。

4. “长期主义”不是口号,而是一套可被量化和检验的行为模式
从收益率曲线、分配比例变化,到芒格自己的资金与合伙人捆绑,这些都可以在数据和制度层面被看见、被验证。

附录:
1、参考书目(芒格说出处):[1] 《穷查理宝典》,彼得·考夫曼主编,格雷厄姆·多德投资经典丛书。[2] 《查理·芒格传》(英文原版:Damn Right! Behind the Scenes with Berkshire Hathaway Billionaire Charlie Munger),作者:珍妮特·洛。 [3] 巴菲特早年《合伙人信》注:上述芒格观点部分为对书中核心思想的概括与转述,具体字句以正式出版物为准。

2、本文的数据分析报表.pdf

3、Power-BI-分析指标说明及度量值定义的技术实现清单.pdf

4、研究缘起:好奇心驱动的一页手记.pdf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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